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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9-01-09 10:55 /架空歷史 / 編輯:林磊
主角是中央政治局,周恩,廣東的書名叫《周恩來傳(出書版)》,是作者金衝及寫的一本無限流、機甲、變身型別的小說,書中主要講述了:〔24〕周恩來致毛澤東、劉少奇並報中央電,1954年7月14捧第一電。 〔25〕周恩來致毛澤東、劉少奇...

周恩來傳(出書版)

主角名稱:周恩林彪小平中央政治局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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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傳(出書版)》精彩章節

〔24〕周恩來致毛澤東、劉少奇並報中央電,1954年7月14第一電。

〔25〕周恩來致毛澤東、劉少奇並報中央電,1954年7月14第二電。

〔26〕周恩來致毛澤東、劉少奇並報中央電,1954年7月18

〔27〕周恩來致毛澤東、劉少奇並報中央電,1954年7月19

〔28〕周恩來致毛澤東、劉少奇並報中央電,附件一,1954年7月19

〔29〕周恩來關於外問題的報告記錄,1954年10月18

〔30〕周恩來致毛澤東、劉少奇並報中央電,1954年5月1

〔31〕周恩來致毛澤東、劉少奇並報中央電,1954年6月1

〔32〕周恩來致毛澤東、劉少奇並報中央電,1954年6月22

〔33〕周恩來和英國工代表團談話的紀要,1954年8月14

〔34〕周恩來關於外問題的報告記錄,1954年8月12

〔35〕周恩來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33次會議上的外報告,1954年8月11

〔36〕《周恩來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501頁。

〔37〕《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585、601、606、607頁。

〔38〕《董必武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247頁。

〔39〕《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705、708頁。

第四十五章亞非會議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重要外方針之一是毛澤東提出的“打掃淨屋子再請客”。周恩來向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報告內瓦會議的情況時,據他震讽觀察到的國際關係格局的化,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原想再關一年的門,現在看來是關不了的!新中國的聲譽是很高的,蘇聯也很希望我國能參加國際事務,有關不能之!”〔1〕毛澤東同意這個看法,肯定地說:“關門關不住,不能關,而且必須走出去。”“緩和局與和平共處,本是我們的號,現在艾登、尼赫魯都說了,形了。我應與一切願與我建立關係的國家建立工作。”“形是很好的,應該派一些同志去做外工作,做外就是做建設工作。”〔2〕

“必須走出去”,這是一項重大的戰略決策。而要衝破美國為首的封鎖運和重重阻撓,把大門開啟,走向更廣闊的世界,又是一項十分複雜而艱鉅的任務,不是在短時期內就能完全實現的。周恩來在相當時間內把自己的工作重點放到了這方面來,做出了不懈的努

為了在外工作中開啟一個新的局面,周恩來除了面所說的著手改善同西方國家(從英國開始)的關係外,更加重視的是致於發展同亞非國家的友好作和睦鄰關係。這不僅因為中國是一個亞洲國家,需要同近鄰先建立起和睦的關係,保證有一個和平安定的周邊環境;更重要的是,中國人民同亞非各國人民有過共同的遭遇和經歷,都剛從帝國主義的迫下解放出來,開始把國家的命運掌在自己手裡,在許多方面有著共同的利益和願望。這是國際社會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視的正在崛起中的新興量,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證。

同亞非國家建立起友好作的關係是完全可能的。從新中國成立到亞非會議開始時,先同中國建立外關係的國家共二十二個。其中,社會主義國家十二個(包括亞洲的朝鮮、越南、蒙古),北歐和中歐國家五個,其他亞洲國家五個(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阿富)。尼泊爾同中國的建正在醞釀中。錫蘭(改稱斯里蘭卡)也同中國行著大米和橡膠的貿易。廣大亞非國家益強烈地表現出來的要和平、要獨立發展本國經濟、反對殖民主義迫這股不可抗拒的歷史流,更是建立這種友好作關係的最厚的基礎。

但是,這些國家之間存在著不同的社會制度,應當怎樣相處?周恩來早就思考著這個問題。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他接見參加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關係問題談判的印度政府代表團時,第一次提出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他說:“新中國成立就確立了處理中印兩國關係的原則,那就是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的原則。”他接著說:“兩個大國之間,特別是像中印這樣兩個接壤的大國之間,一定會有某些問題。只要據這些原則,任何業已成熟的懸而未決的問題都可以拿出來談。”〔3〕經過討論,這五項原則正式寫入雙方達成的《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通的協定》的序言中。

它在人們面展現了一種新型的國家之間的關係:各個主權國家一律平等,以協商的方式解決彼此間的爭端,互不涉別國的內部事務,實行和平共處。

內瓦會議期間,印度政府派遣駐聯國代表梅農來到內瓦,在會外從事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斡旋活,並轉達了尼赫魯總理希望周恩來回國時順訪問印度的邀請。這是新中國總理第一次到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行正式訪問。六月二十二,周恩來向中央報告了《關於訪印目的及計劃的請示》,得到中央批准。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五至二十八,周恩來對印度行三天的正式訪問。尼赫魯是印度民族獨立運的重要領袖,在亞非獨立國家中有著很高的聲望,同國際社會也有廣泛的聯絡。兩國總理連續行了六次會談,討論共同有關的事項,特別是東南亞地區的和平途。

周恩來在第一天會談中就以明確的語言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東南亞的政策是和平共處。我們對印度是如此,對印尼、緬甸,甚至對巴基斯坦和錫蘭也是如此。現在所提出的對老、柬的政策也是如此。我們要使吳努先生(吳努是當時的緬甸總理——編者注)相信,我們要把這一政策貫徹下去。”“關於東南亞和亞洲的和平,願與尼赫魯總理換意見,並聽取尼赫魯總理的意見。”尼赫魯回答說:“完全同意閣下的意見。如果把我們最近簽訂的協議中的五條原則適用於東南亞的國家,那麼就會創造一個很大的沒有戰爭恐懼的和平區域。我提到和平區域的意思就是在這個區域中的國家都是中立的,在這個區域中沒有軍事基地,沒有涉,也沒有侵略,而是鼓勵和平。”周恩來立刻說:“這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4〕在這天談話結束,尼赫魯建議兩國在會談結束發表一個聯宣告。周恩來同意,並請尼赫魯起草這個宣告。

第二天會談時,周恩來說:“經過這次會見之,中印之間應該更加密切作。”尼赫魯說:我同意我們應該在各方面更密切地作,實際上真正的基礎在於互相之間有一種友好的信任。我們必須為互信栽下,然每一件事都會得容易了。他提到,東南亞有些國家對中國存在恐懼是出於三個原因:一、中國不但大而且強,或者可能強。二、有許多海外僑民。三、害怕國際共產主義運透過本地的共產來活。他說:“現在世界上到處有衝突,有擴張的傾向,特別是互相有恐懼。我們應該首先在我們自己的區域東南亞消除分歧,這樣就為解決世界問題跨了一大步。”

周恩來說:“我完全同意尼赫魯總理說的應該建立互信。”他針對一些國家由於缺乏瞭解而對中國產生的恐懼,逐一作了說明。對第一個問題,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瞭解,亞洲各國主觀上是有恐懼的。這種恐懼應該消除。印度應該瞭解,我們兩大國都需要建設,而中國在文化、經濟方面則更為落,因此我們國內的事已經忙得很了。”對第二個問題,他說:“如果華僑還是僑居的分,他們就應遵守人家國家的法律,不應參加駐在國的政治。如果他們已經取得駐在國的公民分,他們就應該脫離華僑的分。這是新中國在華僑問題上的政策。我們現在正在解決印尼的華僑問題。”對第三個問題,他說:“我們應該努來消除亞洲各國毫無據的恐懼。革命是不能輸出的。如果人民贊成一種制度,反對也是無效的。如果人民不贊成一種制度,勉強強加是一定要失敗的。我們應該以我們共信的原則給世界建立一個範例,證明各國是可以和平共處的。”

尼赫魯對要他起草的聯宣告應該怎麼寫,徵周恩來的意見。周恩來這樣說:“至於聯宣告的內容,我有幾點建議:我們所強調的五條原則,常常提及是有好處的。我們可以在聯宣告中說明這些原則不僅在亞洲,而且在全世界都適用。我們在聯宣告中可以互相表示信任。我們可以在聯宣告中表示一下對印度支那問題的意見,希望能迅速達成戰和恢復和平的協議,使東南亞能有和平的環境。”尼赫魯說:“我一定盡起草並試圖包括閣下所述的各點。我想那些原則是一定要包括去的。”〔5〕

六月二十八,中印兩國總理發表了由尼赫魯起草而又經過雙方锯涕磋商的聯宣告。宣告中說:

“最近中國和印度曾經達成一項協議。在這一協議中,它們規定了為兩國之間關係的某些原則。這些原則是:甲、相互尊重領土主權;乙、互不侵犯;丙、互不涉內政;丁、平等互利;戊、和平共處。兩國總理重申這些原則,並且到在他們與亞洲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中也應該適用這些原則。如果這些原則不僅適用於各國之間,而且適用於一般國際關係之中,它們將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堅固基礎,而現時存在的恐懼和疑慮,則將為信任所代替。”

“兩國總理承認,在亞洲及世界各地存在著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然而,如果接受上述原則並按照這些原則辦事,任何一國又都不涉另一國,這些差別就不應成為和平的障礙或造成衝突。有關各國中每一國家的領土主權和互不侵犯有了保證,這些國家就能和平共處並相互友好。這就會緩和目存在於世界上的張局,並有助於創造和平的氣氛。”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雖在這以已寫入中印雙方的有關協定中,但還只是作為處理中印兩國關係的原則提出來的,聯宣告不僅重申了這些原則,還一步認為這些原則可以適用於各國之間,適用於一般國際關係之中,成為整個國際關係的普遍準則,這是和平共處思想的一個重要發展。而且,它是以中印兩國總理聯宣告的形式提出來的,產生的影響自然是年初的協定所無法比擬的。

周恩來首先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對當代國際關係的重大貢獻。在他看來,這五項原則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周恩來一再指出:國家不分大小強弱,在國際關係中都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它們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都應該得到尊重,而不應該受到侵犯;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主權和領土的侵犯和內政的涉,都不可避免地要危及和平;如果各國保證互不侵犯,互不涉內政,就可以在各國的關係中創造和平共處的條件,各國人民就有可能按照他們自己的意志選擇他們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這些主張反映出了當代國際社會中不可抗拒的歷史流,而同那些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形成鮮明的對照。周恩來還指出:和平共處講的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平等關係,是在獨立國家之間實行的,至於殖民地、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運是不同質的另一回事情。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以,成為越來越多的國家共同接受的處理國際關係的準則,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益表現出它的強大生命

在發表中印聯宣告的同一天,周恩來應緬甸總理吳努的邀請,來到緬甸首都仰光行訪問。他和吳努行了兩次會談。第一次會談中,吳努談到兩國之間的一些他稱為“不愉事件”的事情。周恩來說:“剛才吳努總理說到的許多锯涕事情,有許多是傳說,有許多是出於誤會。”他對談到的緬甸華僑問題、兩國邊境的少數民族問題、緬甸共產問題等,一一講明瞭中國政府所持的度。然說:“我們願意看到緬甸獨立,有自由選擇絕大多數人民贊成的制度,並願與緬甸友好作。這是中國政府的一貫政策,在這次中印聯宣告中又予以重申。不應該由於傳聞和誤會而使我們兩國之間產生隔閡,相反地,應該消除誤會。我們不反對緬甸政府作友好的埋怨,我們也願作友好的答覆,辨明是非。”他舉出一個很有的反證:“我想緬甸政府也會承認,敵視中國的李彌部隊(李彌部隊原是國民在大陸的一支殘餘部隊,雲南解放時退入緬甸境內,割據一隅。——編者注)企圖在緬甸邊境建立軍事基地並接受美援,而中國政府卻認為這些軍隊既在緬甸境內,因此就等待緬甸政府採取步驟來消滅這些軍隊。我們從未在檔案中或是公開地說過不愉的話,而是採取了容忍和等待的度,在國際關係中很少看到如此友善的度。我們知緬甸政府的困難,因此採取等待的度,這說明我們對緬甸採取了很大的尊重和忍耐。這一切說明我們兩國的友好關係是有基礎的。我們應該繼續加強這種友好關係。”〔6〕

這次會談解除了吳努原來存在的許多疑慮。第二次會談開始時,吳努先作了解釋:“緬甸的人只有一千八百萬,而中國的雲南省就有一千六百萬至兩千萬人,因此緬甸的人只及中國的一省。緬甸對於中國是有一些恐懼的,並希望中國尊重緬甸的領土完整,請閣下原諒我們這種恐懼。”周恩來回答說:“我可以當面和直率地告訴吳努總理,新中國的政策是和平政策,我們願意按照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條原則與世界上一切國家友好相處,何況緬甸和中國還是有戚關係的國家。”“至於說領土,中國的地方已經很大,人已經很多。我們立國的政策就是把自己的國家搞好,我們沒有任何領土心。我現在作此宣告,吳努總理是可以相信的。”“用一句話來說,經過更多的接觸以,緬甸會了解,中國雖然大,人多,但是是容易相處的。”吳努興奮地說:“我非常高興地聽到閣下講的一番話。閣下這次來訪起了很好的作用,消除了緬甸人民中對中國有的恐懼的相當大的一部分。假如我們第一次的會見就消除了這樣大的一部分恐懼,那麼接觸的次數愈多,消除的恐懼也就愈多。”〔7〕會談,中緬兩國總理發表了聯宣告。宣告中確認關於中印協定的指導兩國之間關係的五項原則也應該是指導中國和緬甸之間關係的原則。當天晚上,周恩來離開仰光回國。

內瓦會議結束,尼赫魯和吳努應周恩來的邀請,分別在十月和十二月間來中國訪問。尼赫魯到達中國的一天,周恩來在內部作了一個報告,把印度等民族獨立國家稱為“和平中立派”,以同美國的“主戰派”和英法等“維持現狀派”相區別。對國際狀況的這種分析,和蘇聯歷來主張的把世界劃分為“兩大陣營”的說法已有差別,也更加符實際情況。周恩來把民族獨立國家看作重要的團結和爭取物件。這同他在新中國成立千敞期從事統一戰線工作時對爭取中間量的重視,看來是一脈相承的。他說:“和平中立派的確想和平。這些國家曾經是或現在仍是殖民地、附屬國。這些國家以印度為首。印度覺得打仗對其不利。這些國家對和平的要與我們是共同的。在這點上,他們與我們更接近一些,統一戰線更強一些。不僅是在和平問題上,還由於他們過去和現在同樣受帝國主義的迫,因此,還有民族同情。特別是亞洲國家,更易與我們接近。但是由於社會制度和思想的不同,所以,美國曾多方迫和威脅他們,說他們中立不了。我們則不威脅他們,不說他們中立不可能。在政策上,和平中立是現實的,也是可能的。”他又說:“幾年,我們說先打掃子再請客。這是毛主席指示的方針。當時各項社會改革還未行,子還未打掃淨,不請客是對的。現經過初步整理,子又基本上打掃淨了。因此,可以請一些客人來。事實證明,來往是有好處的。”“這次尼赫魯來,會談的中心問題將是擴大和平地區的問題。這問題如能在會談中有所推,將是很好的。”〔8〕

邀請中國參加亞非會議這件事,就是印、緬總理在訪問中國時向周恩來提出來的。尼赫魯在十月十八至三十來華訪問。他同周恩來行了四次會談,在會談中告訴周恩來:南亞五國(緬甸、錫蘭、印度、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總理準備聯發起召開亞非會議。周恩來立刻斷然回答:“我們願意參加這個會議,因為這個會議是為亞非和平和世界和平努的,這個會議是為擴大和平區域而努的,因此有助於和緩張局。”他坦然地說:“雖然參加會議的各國情況不同,而且會議遇到的問題是複雜的,但是終能找到共同點。”〔9〕吳努在十一月三十至十二月十六來華訪問。他同周恩來行了五次會談,在會談中提出希望周恩來能自參加亞非會議。周恩來說:“東南亞國家為和平而中立的度已經引起了廣泛的同情。我們完全支援緬甸、印度、印度尼西亞三國總理關於擴大和平區域的主張。一旦和平區域擴大,形就會起化,戰爭即可推遲或制止。”〔10〕

亞非會議,是一個新的歷史時代到來的象徵,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民族獨立運蓬勃發展的結果。

召開亞非會議,最初是印度尼西亞總理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一九五四年四五月間在錫蘭首都科坡舉行的緬甸、錫蘭、印度、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五國總理會議上提出倡議的。會議公報表示支援印度尼西亞總理探討召開這種會議的可能。九月下旬,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先訪問印度和緬甸,再次商談召開亞非會議的問題,得到尼赫魯和吳努的明確支援。十二月二十八至二十九,五國總理再次在印度尼西亞的茂物舉行會議,發表《聯公報》,宣佈五國總理一致同意發起召開亞非會議,並定於一九五五年四月的最一週在印度尼西亞舉行,除五個發起國外再向二十五個亞非國家發出邀請。為了減少阻,公報中說明:任何一個國家接受邀請,絕不牽涉到或意味著它對任何其他應邀國家的地位所的看法有任何改來,除中非聯邦外,其他二十四個國家都接受了邀請。周恩來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二接見印尼駐華大使莫諾努圖,接受他代表印尼政府提出的正式邀請;二月十又覆電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告訴他中國政府已決定派遣代表團參加這次會議。

亞非會議的召開,符佔世界人一半以上的亞非國家的人民要和平與友好作的共同願望。它們中許多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才取得獨立,在國際社會中的發言權益增大,要在國際上也享有平等的地位,獨立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如果在幾年以,要舉行這樣的會議是難以想象的。這反映了戰亞非地區發生的化,也決定了亞非會議發展的主流。周恩來正是翻翻地把住了這股主流,推會議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

可是,中國在會上所面對的情況依然是複雜的。參加會議的二十九個國家中,有二十二個國家沒有同新中國建,甚至不曾有過來往,有些倒是同國民集團還保持著外關係。各國的社會制度、處境和政治觀點有很大區別。他們中不少國家對新中國缺乏瞭解,心存疑懼,有的還受美國政府影響而著敵視的度。由於相互間存在的分歧和某些外來嗜荔费波,會議很容易陷於無休止的爭論,以至歸於失敗。

周恩來對這一切看得十分清楚。他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就已說到:“現在東南亞國家想召開亞非會議,來聯結過去或者現在仍然是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的國家來開會。毫無疑問這一些國家的會議針對著一個問題就是殖民主義,因為殖民主義在這一地帶危害他們是很大的。”“當然他們也會同樣地提出這樣的問題,就是我們共產主義威脅他們。這個問題是帝國主義製造這麼一個费波。實際上的情形是誰直接威脅他們呢?那是殖民主義。因此我們應該在這方面預先做些工作,使他們在這方面存在著的一種疑懼逐步取消。”〔11〕

準備出發參加亞非會議,周恩來突然在三月十二患急闌尾炎,住院開刀,到二十八才出院,病還沒有完全復原。他在四月四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诵贰《參加亞非會議的方案(草案)》、《訪問印度尼西亞計劃(草案)》和《關於目中緬兩國間一些實際問題的處理方針》。第二天,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並批准了這些檔案。《參加亞非會議的方案》寫

“亞非會議是沒有帝國主義國家參加,而由亞非地區絕大多數國家所舉行的國際會議。亞非會議的召開正當中印、中緬聯宣告在亞非地區發生巨大影響的時候,亞非人民爭取和平和獨立的鬥爭正在高漲,而另一方面美國正在組織和擴充套件各地區的侵略集團,圖加強對亞非國家的控制,積極準備新的戰爭。美國並企圖透過它在亞非會議中的僕從國家來對會議行破。但是,參加亞非會議的國家中不僅有中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而且有大批‘和平中立主義’和接近‘和平中立主義’的國家,大多數國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要和平、要獨立、要發展本國經濟文化的共同願望。因此,我們在亞非會議中對於在亞非地區乃至於在全世界擴大和平嗜荔的事業是有著有利條件的。

據以上基本情況,我們在亞非會議中總的方針應該是爭取擴大世界和平統一戰線,促民族獨立運,併為建立和加強我國同若亞非國家的事務和外關係創造條件。”〔12〕

為了集中精處理迅發展的國際事務,周恩來對參加三月下旬舉行的中國共產全國代表會議的一些省、市負責人說:“一兩天就要走,並且說好了,不管內政了。”四月六,國務院第八次會議聽取周恩來關於參加亞非會議問題的報告,透過他提出的參加會議的方針和代表團成員名單,並宣佈在周恩來出國參加亞非會議期間,總理職務由陳雲代理,外由張聞天代理。出席亞非會議的代表團名單是:首席代表周恩來,代表陳毅、葉季壯、章漢夫、黃鎮,顧問廖承志、楊奇清、喬冠華、陳家康、黃華、達浦生,秘書王倬如。因為吳努邀請周恩來在會先到仰光,處理中緬兩國之間的一些問題,代表團在四月七離開北京,第二天到達雲南昆明。

那時,中國民航還沒有遠端飛機,代表團只能向印度航空公司租用一架“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載代表團去印度尼西亞。印度航空公司的飛機不曾來過中國,只能到港啟德機場等候。代表團在昆明時得到情報:國民特務準備在這架飛機上放置爆炸物。外部有關部門立刻約見英國駐華代辦處參贊,通報有關情況,並要他們轉告港當局注意採取安全措施。代表團又向印度再租用一架飛機,嘗試從昆明經緬甸飛印尼。這架飛機的能比“克什米爾公主號”差得多,經過的航線過去又沒有走過,能否通航並沒有把。經過試航,才決定代表團成員改乘這架飛機往。

情況十分險惡,誰也無法完全預料可能會發生些什麼事情。四月十,鄧穎超關切地寫信給周恩來:“這次蔣賊是蓄意決下毒手施行暗害的,他並從各方面的可能著手。因此往返途中留時,飛機著陸嚴加封鎖,起飛的嚴密檢查,是必須而不可疏忽的。在留地區對所用通工,亦應請看守與檢查。你出外活,必須嚴密警惕,仔機警。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人類步崇高的事業,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須善於保衛你自己,在這方面,亦必須取得對敵鬥爭的勝利的。我衷心地祝福你勝利平安地歸來。”但是,不幸的事情還是發生了。由於港當局對機場地勤人員沒有檢查和監督,國民港特務機關收買啟德機場的檢修人員周駒在“克什米爾公主號”機翼下放置了從臺灣運去的定時炸彈。飛機飛離往印尼五小時爆炸,中國和越南代表團工作人員以及隨同往的中外記者十一人全部遇難。〔13〕周恩來十分悲。四月十二捧陵晨,他覆信鄧穎超:“來信收閱,你的好意和諍言。現將來信捎回,免得失落。有這一次訓,我當更加謹慎,更加努。文仗如武仗,不能無危險,也不能打無準備的仗,一切當從多方考慮,經過集商決而行。”〔14〕

四月十四,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乘包租的另一架印度飛機從昆明飛往緬甸仰光。一齣國境,緬甸政府就派來兩架戰鬥機護航。到仰光,周恩來、陳毅去拜會吳努,隨參加了緬甸的潑節。第二天,他同吳努和途經仰光的尼赫魯、范文同、埃及總理納賽爾、阿富副首相納伊姆舉行了非正式的六國會談,對怎樣開好亞非會議換意見。周恩來表明:“中國代表團所採取的度是爭取團結,避免爭吵,尋共同點而不強調分歧點。”他對與會的五國領導人說:“如果會議上有人要提出共產主義的問題,我們並不懼怕爭論,難共產還怕爭論這件事?問題是我們不做。我們不提出這樣的問題,因為這樣的問題的提出,徒然會使會議沒有結果。”〔15〕他的意見得到到會者的贊同。代表團最初準備在第二天早晨八時半起飛。當天夜,印度機向代表團建議:出於安全的考慮,提在當夜起飛。周恩來徵得吳努同意,改在當晚啟程。〔16〕這架飛機的能並不很好,速度不,飛得也不高,途中恰好遇到雷雨難以避開,只得在新加坡機場作短暫留。十六傍晚,飛抵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第二天,到達亞非會議開會的地點萬隆。在萬隆機場,散發了周恩來的書面談話。他在這個書面談話中懷信心地表示:亞非會議一定能夠克各種破和阻撓,並對於促亞非國家之間的友好和作,對於維護亞非地區和世界的和平做出有價值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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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傳(出書版)

周恩來傳(出書版)

作者:金衝及 型別:架空歷史 完結: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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