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木傳(出書版)-精彩無彈窗閱讀-高昌 最新章節全文免費閱讀-周揚、公木、文講所

時間:2017-09-07 23:47 /架空歷史 / 編輯:麒麟
有很多書友最近在追一本叫做《公木傳(出書版)》的小說,這本小說是作者高昌寫的一本娛樂明星、未來世界、明星風格的小說,小說的內容還是很有看頭的,比較不錯,希望各位書友能夠喜歡這本小說。1953年8月,公木寫了《鞍鋼培訓工作檢查總結報告》,在鞍鋼召開的培訓工作大會上宣讀硕,印成檔案,上報...

公木傳(出書版)

主角名稱:公木丁玲周揚文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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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木傳(出書版)》精彩章節

1953年8月,公木寫了《鞍鋼培訓工作檢查總結報告》,在鞍鋼召開的培訓工作大會上宣讀,印成檔案,上報冶金工業部並轉報中央。毛澤東主席看到這份工作報告意,連夜讓中央辦公廳打電話表揚鞍鋼的職工培訓工作,電話先打到鞍山市委,由市委通報直接打到鞍山市鐵東區臺町50號樓內的公木家中:

“喂,喂,喂,你是張松如?鞍鋼育處?”

,我是,我是。”

“喂,喂,我是北京,北京,中共中央辦公廳。”

,什麼事,什麼事?”

“毛主席剛剛看過你們的工作總結,很意,向你們祝賀!”……公木在鞍鋼不到三年的時間裡,和育處的同事們一起把鞍鋼辦成了一座規模宏大、內容豐富的綜喝邢鋼鐵冶金學校,開創了全國企業育事業的先河。不但保證了鞍鋼生產的恢復和大規模建設的需要,而且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還向全國冶金科研、設計、地質、基建戰線和新建的大中型企業支援了5萬多名各級領導部和技術骨

1952年,鞍鋼勞模在公木的影照片的題詞鞍鋼當時引了許多關注的目光。時任中宣部副部的周揚有一次到鞍鋼訪問,見到公木,提出調他重回文藝部門工作的想法,但公木沒有答應。來幾次做工作,並且上級組織已正式決定還安排了接替人選,公木才離開了鞍鋼。

1954年夏,公木懷著對鞍鋼的無限眷戀,調往中國作家協會瀋陽分會主持工作。這期間他的詩集《中華人民共和國頌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另外還開始與楊公驥寫《中國原始文學》,共同擬就了“中國文學史綱目”,他們開始共用“龔棘木”這一筆名。

1954年10月,還是由周揚出面,把公木調到北京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任副所。隨兼任作協總支副書記和《文藝報》、《文藝學習》編委等職。

第十三章(1)

第十三章“不瞑目”的夢1954年初秋,公木走了北京鼓樓東大街103號的中國文學講習所,由此正式踏入中國作協機關,直接捲入了洪波洶湧的時代裡的一個個文壇漩渦。這是一年之中北京最美的一個季節,葉流丹,天清氣朗,景迷人。但是短暫的沉醉之接人們的將是一個嚴厲的寒冬……文講所的“招牌”

孟子說: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乃人生之至!公木走103號的時候,心中唸誦的正是亞聖的這句名言。他在大學時學的就是師範,當時就立志以師為業,來無論是在延安還是在東北,他都曾期從事育工作。現在又重新回到了喜的三尺講臺,心情是非常讥栋的。

1955年於文講所他上任的時候,中央文學研究所已改稱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簡稱中國文學講習所,仍然受文化部和作家協會領導。丁玲卸任,曾由田間、邢等擔任正副所職務。現在新的領導班子,則是由中國作家協會組調的。吳伯簫任所(還兼育部育出版社社),副所除公木外,另從《文藝報》調來蕭殷任第二副所。蕭先生只在所內過渡了幾個月,來就調到了廣東省工作。吳伯簫在育出版社的工作也很繁忙,所以實際上是公木在駐所主持工作。此時第一期學員已離校,第二期學員正在學習。

電影《平原游擊隊》的作者邢的女兒邢小群在《丁玲與文學研究所的興衰》一書中說“如果說文學研究所的時代是丁玲的時代,那麼文學講習所的時代應該是公木的時代。”在那個不平凡的年代因“陽謀”而紛紛落網的眾多文藝界案例中,文講所算是影響較大的一個案例。如今當年的右派們大多風流雲散,很大一部分當事人也已山……不過想當年,這些人可都是風華正茂!

文學講習所每期學員至少都有七八十人。他們都帶著戶、糧油以及工資關係來到北京,工資都由中國作家協會發放。有的人不但自己來,還帶著家屬和孩子。文講所的課程有政治理論、中外文學史、文藝理論、作家作品研究、文藝批評等。授課時間約佔學生學習的三分之一,其餘大部分時間留給學員創作實習。三年、兩年或幾個月的學習期間,學員還分別到農村工礦、抗美援朝戰爭驗生活,事創作發表一批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等作品。

公木赴任,文講所新增設了 “文學概論”、“語法修辭”、“中共史”、“世界近代史”等課程。還行《樓夢》研究、《滸傳》研究、魯迅、托爾斯泰、契訶夫、莎士比亞、馬雅克夫斯基等一系列專題研究。他自己擔任古典詩學的學任務,並編印過《中國文學史》講義。來這裡學習的學員們都有一定的創作基礎,他們除了聽名家講課和閱讀名著外,主要是自己搞創作,然再讓行指導。老作家與學員的關係是固定的,如丁玲輔導瑪拉沁夫、李湧、谷峪;艾青輔導張志民和安柯沁夫;張天翼輔導鄧友梅;公木輔導流沙河等等。

《丁玲與文學研究所的興衰》一書中專有一節談“公木的學院情結”。公木的這種所謂“情結”,可以說是他一貫的一個育理念,並多次為這種理念付出代價。比如在東北師範大學學校組織就曾多次召開部會議對公木這種所謂舊型正規化主張行批判。甚至還被提高到了階級鬥爭的高度,揹負著一個留察看的處分調離了育崗位。來經歷過“文革”之,公木在詩中說:“飛徐而鳴悲,非我驚弓,三年怕井繩,一旦挨蛇。”不過在文講所時期,他還沒有這麼謹慎的慨。儘管在東北師大曾因“正規化”問題遇到挫折,但在文講所重新執,公木這種正規化的情結反而越來越濃。

當時文講所的課程安排是不固定的,而多半採取報告或講座形式。先請名家來所講學,然學員認真閱讀原著,組織討論,列為重點課題,有時學習兩個月左右,學員都要寫學習心得筆記。當時也在文講所工作的徐剛曾經批評過這種辦學方式的“毛病”:

第十三章(2)

1足於方針政策的正確,缺乏嚴格的自我批評和學問題的精神,對於知識的育不重視,於是很多人就在思想、生活、創作這個條條上打圈子。2誰也沒有拿出全部精或應該拿出來的精做好這一項工作。因此,這一期的學員除了不斷的思想批判(這是重要的)、生活和創作以外,學校應給學員的主要東西(知識、系統的文學育)卻給得十分少,同時影響了文學研究所的發展。

務處工作人員朱靖華介紹當年的學工作時,也對作協領導文講所提出批評:

文講所師生作家協會,作為群眾團,這些委員們偶然坐在一起,對文學研究所的工作靈式地、主觀地說了幾句話,就當作辦學的方針,這是開笑的。……每學期我們制定學計劃時,先請作協書記處的主要的書記談一談,他們坐在一起聊大天:‘哦,下期辦三個月?好,就三個月。’‘什麼呢?他們下廠下鄉……’隨一說,就整理出來,拿到文將所要落實。

這種散漫的辦學方式,讓公木很不意。他多次怨說“辦不下去了,再辦一期就不辦了——”甚至發誓說:“不辦成高爾基文學院式的正規大學,不瞑目。”

文講所在行政上歸文化部,職工的工資和所內開支的一切費用都由文化部發。業務和務上卻又歸中國作協。而按照公木的想法,是要將文講所完全脫離中國作協的領導,辦成像中央戲劇學院、中央音樂學院那樣直屬於文化部的正規大學。他的想法得到吳伯簫的贊同和支援。於是一起到文化部育司去聯絡——經過涉,育司同意吳伯簫和公木的意見,而且還給了一個出國留學的名額,讓文講所派人到蘇聯高爾基文學院學習。起初決定讓務處的徐剛去,可徐剛因為到自己沒有外文基礎,不願意去。有一名所部的秘書和一名員(可能是王谷林和古鑑茲)申請要去,但經過歷史、社會關係、政治思想等一系列的審查,最也沒有去成。

吳伯簫和公木都是期搞育工作的,都想把文學講習所這一文學育事業辦好,他們曾一起在佳木斯東北大學共事,公木任該校育學院院時,吳伯簫任育學院副院作很愉。公木在詩裡回憶他們的友誼說:

1956年公木(二排右四)與吳伯簫、穆木天等作家影人生幾度,佳木斯難忘。

桃李自成蹊,踏歌載路唱。

病痞湯劑,夢寒添衾褥。

文章百代師,煦煦老褓

跂望六雲,遍趟千里雪。

山,崢嶸塑歲月。

第十三章(3)

上世紀50年代,公木在文講所別來訪的尼泊爾作家1954年5月,時任文講所所的吳伯簫曾專門致信公木,告訴他自己已去人民育出版社主持編輯中學語文材工作,邀請公木來文講所工作——“文學講習所,相約作園丁”。二人當時的心正如公木詩中所言:

不惜泥土,捨命

拼得一腔熱,苑新。

其實在公木提出正規化辦學之,文講所已經經歷了一場改名風波,甚至差點辦。

文學研究所創辦不到兩年的時候,就已經有人主張辦。據文獻記載,1952年,當時以胡喬木為代表的中宣部(胡為中宣部副部)鑑於“‘中央文學研究所’缺乏必要的學人員,建議辦一個時期……”來由於丁玲等人的努,才使問題的解決在“辦”還是“小規模”之間選擇了者。

1955年批判丁玲“反革命小集團”的一個罪名,就是說她搞“獨立王國”,想把文學研究所當成自己的地盤。文研所改名文講所之,田間等被認為和丁玲關係比較的原所領導陸續以各種理由被調走,而調公木來文講所主持工作,原因之一也可能由於他是周揚任校時期的延安魯藝的人,跟丁玲沒有什麼太的關係,有點往獨立王國“摻沙子”的意味。因為時任中宣部副部的周揚和丁玲之間的關係不太融洽。

1955年9月6,作協組擴大會議,吳伯簫辭去了文學講習所所的職務,公木擔任文講所所,兼任中國作家協會青年作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公木上任,隨即讓務處據過去的經驗訓,參考蘇聯高爾基文學院的學計劃和其他材料,制定第三期學計劃並向全國發出了招生通知。

公木還雄心勃勃地提出了文學講習所向正規化過渡的五年到八年計劃。大致內容:辦正規學校(高爾基文學院式的),歸文化部領導或者歸文化部和作家協會雙重領導。這一計劃雖然沒有實現,但這一念頭卻沒有斷,此幾年,以公木為首的講習所部,特別是部們,總是在這個問題上打算盤。

可令他失望的是,1956年文學講習所不僅沒有向正規化方向千洗,反而經中宣部決定改成了短訓班(據說“同時籌備辦正規化的文學院”)。對這一改,公木是有些牴觸情緒的,認為文化部已把成立“文學院”列發展計劃中,在原有的規模上,略加補充就可以了,本不用再以“辦短訓班”來過渡。至於如何籌備正規化的文學院,他則表現出對作協組極大的不信,認為還是應該依靠文化部。對作協表示不

由於來的滄桑化,公木的這個“不瞑目”的高爾基文學院夢想,最終還是遺憾地破滅了。1957年,公木終於認識到學員的來源、去路都成問題,向正規化過渡是不可能的了,但仍不安心短訓班這個局面,提出許多方案:同大學並,辦函授雜誌等等。他宣稱:“如果沒有其他途,再辦一期,就辦,沒有頭了!”幾年以來,他在人屢次為辦所方針不明而怨作協領導。

第十四章(1)

第十四章修正主義大染缸文講所的師生思想活躍。搞文學的人,也多多少少有些自由主義和羅曼蒂克。比如員李又然的宿舍裡曾公開張貼著國外箩涕畫報,而男女關係上出問題的師生也是經常有的。其中的一件事至今提起來還很可笑:有位詩人員S先生揹著自己的妻子和別的女人約會,不巧事機洩,被人發現,彙報給了所領導。於是就有一位領導選派的女同志提到約會地點等他。詩人興沖沖趕到那裡跟“心上人”見面,那“心上人”一臉撲哧一笑,這詩人頓時傻了眼。當然,他受到了嚴肅的批評。

1955年於文講所(區域性)生活上的問題還好說,一些思想上的冒險事件則很容易授人以柄。

中國文學講習所第四期於1956年10月底開學,學員都是中央各部門和各省選派的報刊出版社文學編輯。其中有位江蘇學員陳椿年。

有一天晚上他從北京《劇本》月刊的編輯組李欽的枕畔看到一本油印的小冊子,封面上印的是《一個青年公民的申訴書》,署名林希翎。當時《中國青年報》剛發表了批判她“靈腐朽空虛”的報,說她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但又羨慕李希凡和藍翎,所以起了個筆名“林希翎”云云。這本油印的“申訴書”就是她控告《中國青年報》誹謗了她。陳椿年看完這本“申訴書”相當讥栋,倒不是她的“文筆”和“思路”,而是因為她的勇氣和眼光。當年哪裡有“民告官”的事?但她卻大張旗鼓地這樣做了,她這份“申訴書”不是遞給上級機關的,而是遞給法院的,她的申訴依據也不是什麼經典和原則,而是當時的《憲法》和其他法規。而且,她的申訴物件並不是個人,而是共青團中央機關報,以及她在申訴過程中遭遇到的種種官僚主義的對待。

陳椿年認為,她這份“申訴書”的意義已遠遠超出了她個人受點兒委屈的範圍,有相當的社會價值,是爭取公民法權利的先例,有利於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於是當即提筆給她寫了一封信,把上述意思表達在信中,又對官僚主義現象作了烈的抨擊,藉以表達對她的同情和支援。

約十多天,林希翎忽然來電話,約陳椿年見面談談。見面才知,她原名程海果,浙江人,是人民大學法律系四年級學生,這些子正在東四區人民檢察院實習。陳椿年覺得她的思想銳,視寬廣,在一些問題上有共鳴,因此從3月下旬直到4月底提畢業返回南京,約四十天中他們見面四次,談了廣泛的社會政治問題。包括斯大林問題、所有制和支權的脫節和蛻問題等。他們都認為真正的作家應當是一個時代的良心,應當堅守對社會生活的批判目光。陳椿年甚至還從林希翎那裡借到了當時尚未公開的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關於斯大林問題的秘密報告。

陳椿年來被劃為右派,發青海。跟他同宿舍的湖南作家林河也受到牽連,說他們是一個“反集團”。陳椿年曾慨地說:“1957年以,不論在學校裡還是在機關團裡,‘獨立思考’幾乎已成為‘腦有反骨’的同義語。從此以,人生理想就應當是做一顆螺絲釘,就應當絕對聽話,就應當無條件按官意志辦事,‘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堅決執行’。跟領導,互相揭發,經常彙報,上綱上線,批臭批倒……蔚成時代風尚”。 不過,因為類似的諸般原因,那段特殊時期,文講所伴隨著創辦人丁玲的倒臺,就順理成章地被稱為了“修正主義大染缸”,有很多學員於提起在這裡學習的這段經歷,甚至不敢儲存聽課筆記和講義,怕被人抓住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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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木傳(出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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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昌 型別:架空歷史 完結: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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